與時代同行：中國經濟史研究70年

陳 鋒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經濟史研究在歷史研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70年的中國經濟史研究，經過幾代學人的努力，成就斐然。經濟史研究與一般歷史研究相比，更加關注經濟發展和社會變革，與時代脈搏的跳動更加契合，不同的階段各有特點。本文從大的歷史時段著眼，從兩個階段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整體狀況進行回顧和反思。

改革開放前經濟史研究的開拓與發展

　　新中國成立后，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各行各業都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在思想文化和歷史研究領域，馬克思主義指導地位的確立是最為重要的變化。眾所周知，恩格斯在《資本論》英文版序言中曾經指出過，馬克思的“全部理論是他畢生研究英國的經濟史和經濟狀況的結果”?；蛘呖梢哉f，馬克思在經濟史研究中抽象出的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等一系列經濟學理論，以及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更加適合于經濟史研究的理論指導，更加具有方法論意義，所以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史學家，對此更易于接受，并心悅誠服地運用于經濟史研究之中。唐長孺雖以魏晉南北朝隋唐史研究名世，但經濟史始終是他關注的重要領域，他在《魏晉南北朝史論叢》跋語中指出，“在研究過程中，我深刻體會到企圖解決歷史上的根本問題，必須掌握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傅衣凌也表示，“解放后，通過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認識有了很大的提高，研究的信心增強”（《傅衣凌治史五十年文編》，第47頁）。日本學者池田溫也說：“此《跋語》所見唐先生的謙虛品德及其對卓越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之敬仰”（池田溫：《懷念唐長孺教授》，凍國棟譯?！段簳x南北朝隋唐史資料》2004年卷）。在當時的學者中，一部分人如傅衣凌等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經“開始接觸到新興的社會科學，初步學習馬列主義經典著作”，更多的學者如唐長孺等則由此開始認真學習馬克思主義理論。同時，高校和科研機構對此也積極鼓勵，多方倡導。楊端六在為《清代貨幣金融史稿》寫的“卷頭語”中就特地提到“武漢大學黨及行政領導在這幾年中對科學研究工作的大力提倡與支持”。南開大學歷史系在1959年編選出版的《清實錄經濟資料輯要》前言中也提到該著作是在“校黨委提出大搞科學研究”的前提下完成的。
　　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指導以及在倡導科學研究的氛圍下，新中國成立初期的經濟史研究取得引人矚目的成就。這在兩個方面表現突出：一方面，舊有著作經過改寫和補充有明顯提高；另一方面，新的著作填補了經濟史研究的空白。
　　就前者而言，李劍農、嚴中平、彭信威堪為代表。李劍農的《中國經濟史講稿》，在1943年曾由中國書局出版，但只是一般講義性質，新中國成立后在彭雨新的協助下，重新編寫的《先秦兩漢經濟史稿》《魏晉南北朝隋唐經濟史稿》和《宋元明經濟史稿》由三聯書店出版，成為最早的中國經濟史多卷本著作和各高校的參考教材，其權威性為學術界所公認。彭雨新在該書1991年的“再版前言”中稱：“全書著重闡述中國封建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生產關系的變化。在說明封建社會生產關系變化中，著者十分重視政治與經濟相互作用的關系……李氏對周代的封建制度的論述，對于我們認識周代社會性質和討論中國古代社會分期是有幫助的?！毖韵轮?，該書雖未標明，但事實上是在馬克思主義理論指導下完成，并參與了當時“中國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等問題的討論。嚴中平于1943年在商務印書館出版《中國棉業之發展》，1955年修訂再版，改書名為《中國棉紡織史稿（1289—1937）》，并加副標題“從棉紡織工業史看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與發展過程”，參與“資本主義萌芽”討論的意旨明顯，亦如作者在導言中所言，“本書企圖以棉紡織業的發展歷史做典型，分析百年來中國資本主義發生發展過程的特殊性”，既是第一本系統論述棉紡織業發展史的專著，也是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的第一部著作。更為重要的，如汪敬虞等在《經濟研究》1958年第7期寫的書評所說，該書初版的寫作，“著者還沒有遵循馬克思列寧主義經典著作”，新版則完全是以馬克思主義理論為指導。彭信威的《中國貨幣史》，1943年開始撰寫，初稿只有十幾萬字，1954年的初版本字數達到45萬，1965年的修訂本達到77萬字，“比起初版來，內容幾乎全部刷新”。馬飛海在2007年《中國貨幣史》新版代序《一個敢于開拓中國錢幣學新局面的學者》中也說，新中國成立后，錢幣工作者提高了認識，擴大了眼界，“努力學習和運用馬克思主義理論和方法”，使“古老的錢幣學向新的學科的轉變”成為可能。李劍農、嚴中平、彭信威等學者延續了新中國成立前的研究并取得新的突破，這一點是毫無疑義的。
　　就后者而言，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資本》（1956）、《明代江南市民經濟試探》（1957），《明清農村社會經濟》（1961），梁方仲《明代糧長制度》（1957），王毓銓《我國古代貨幣的起源和發展》（1957）、《明代的軍屯》（1965），楊端六《清代貨幣金融史稿》（1962），王亞南《中國地主經濟封建制度論綱》（1954），唐長孺《魏晉南北朝史論叢》（1955）、《三至六世紀江南大土地所有制的發展》（1957）、《魏晉南北朝史論叢續編》（1959），賀昌群《漢唐間封建的國有土地制與均田制》（1958），谷霽光《府兵制度考釋》（1962），韓國磐《隋唐的均田制度》（1957）、《北朝經濟試探》（1958）、《南朝經濟試探》（1963），胡寄窗《中國經濟思想史》（上、中冊，1962、1963），張家駒《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1957），陳述《契丹社會經濟史稿》（1963），戴裔煊《宋代鈔鹽制度研究》（1957），景甦、羅侖《清代山東經營地主經濟研究》（1959），韋慶遠《明代黃冊制度》（1961）等，都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有些成果雖然在改革開放后出版，實際上也是寫作完成于這一時期，如童書業的《中國手工業商業發展史》，梁方仲的《中國歷代戶口、田地、田賦統計》就屬于這種情況。這些作者有的在新中國成立前就已經成名，有的則是新中國成立初期成名的新銳。如果梳理這一時期的論文，可述者尚多。
　　近年來，坊間多有夸大民國學術成就的言論，就經濟史研究而言，上述著作及相關論文，就其開拓性和學術性而言，已經遠超民國年間的同類成果，即使以目下的學術眼光衡量，上述著作依舊是經典性的學術名著。
　　較全面地評價改革開放前中國經濟史的研究成果，也需要注意“文革”前關于中國古代史分期、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資本主義萌芽、農民戰爭和漢民族形成五個重大問題——所謂“五朵金花”的大討論。對這些討論，近年來學界有不同看法。必須指出的是，這五個問題多與經濟史研究關聯。李根蟠認為，“這些問題中的前三個問題直接與古代經濟史有關”（《二十世紀的中國古代經濟史研究》，《歷史研究》1999年第3期）。李伯重認為，除漢民族形成外，“有四個屬于經濟史研究”（《中國經濟史應當怎么研究》，《中國經濟史研究》2006年第2期）。其對中國經濟史研究的影響與推動不容忽視，其積極意義主要表現在四個方面：
　　第一，促使經濟史學界對馬克思主義理論進一步關注，既提高了理論水準，又加深了對中國經濟發展的整體認識。其中，侯外廬《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的問題》（1954）、《論中國封建制的形成及其法典化》（1956）、《關于封建主義生產關系的一些普遍原理》（1959），童書業《論亞細亞生產方式》（1951），李文治《關于研究中國封建土地所有制形式的方法論問題》（1963），李埏《論我國的“封建的土地國有制”》（1956）、《試論殷商奴隸制向西周封建制的過渡問題》（1961），胡如雷《試論中國封建社會土地所有制形式》（1956）、《關于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的一些特點》（1962年）等論文，都具有強烈的理論色彩和宏大敘事風格。
　　第二，討論熱烈，研究深入，對歷史上的相關問題有縱深的拓展。特別是在土地所有制形式、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方面表現突出。在土地所有制形式方面，有關先秦井田制、秦漢名田制、三國屯田制、西晉占田課田制、北魏至隋唐的均田制等，留下許多經典名篇。同時，對與土地制度相關聯的賦役制度也有深入的討論。在資本主義萌芽研究方面，據南京大學歷史系《明清資本主義萌芽研究論文集》的附錄統計，“文革”前有218篇論文討論資本主義萌芽問題，涉及鋪戶作坊、絲織業、棉紡織業、踹布業、礦冶業、制瓷業、造紙業、榨油業、制糖業、井鹽業、農業等種種部門和行業，當時多數有名的學者都參與了這方面的研究，有些新人也因此研究而嶄露頭角。
　　第三，相關研究特別是資本主義萌芽問題的研究，引起國外學者的重視與跟隨。日本著名明清史和經濟史專家森正夫在2013年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中文版《明清時代史的基本問題》前言中指出：1955年12月，以中國科學院院長郭沫若為團長的學術考察團訪問日本，中日歷史學者就包括資本主義萌芽等在內的歷史問題進行了座談。在此次座談的基礎上，日本學者專門編輯出版《中國歷史的時代區分》一書，該書除收錄翦伯贊《論十八世紀上半期中國社會經濟的性質》外，也有田中正俊專門撰寫的《中國歷史學界關于資本主義萌芽的研究》。森正夫稱：“自新中國成立不久的50年代起，日本學者在從事作為外國歷史一部分的中國明清史研究時，即已通過中文著作和論文等，汲取著中國學者在研究作為其本國歷史一部分的明清史時所取得的成果?！?
　　第四，相關研究繼續開展，并催發了新的研究領域。20世紀五六十年代對歷史重大問題的討論，特別是土地制度、資本主義萌芽等，在“文革”后的一段時間內仍為經濟史學者關注，并不斷有代表性成果問世，如徐喜辰《井田制度研究》（1982），趙儷生《中國土地制度史》（1984），林甘泉等《中國封建土地制度史》（1990），楊際平《均田制新探》（1991），傅衣凌《明清封建土地所有制論綱》（1992年），李文治《明清時代封建土地關系的松解》（1993），李埏、武建國《中國古代土地國有制史》（1997）等等，以及李文治、魏金玉、經君健《明清時代的農業資本主義萌芽問題》（1983），許滌新、吳承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1985、1990、1993）等。同時，筆者也認為，這些討論及資料挖掘等催發了后來成為經濟史研究熱點的農民負擔研究、鄉村社會研究、資產階級研究、市鎮研究、近代化研究等。
　　從總體上說，中國經濟史學界在20世紀五六十年代取得的成績應該充分肯定?！拔母铩逼陂g，經濟史的研究幾乎陷于停頓，到后期有些研究逐漸恢復?！拔母铩苯Y束后不久，便有著作迅速出版，如中央財政金融學院財政教研室編寫的《中國財政簡史》在1978年出版，胡如雷《中國封建社會形態研究》、張國輝《洋務運動與中國近代企業》，均在1979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