牢牢把握“生命線”

　　1928年夏在莫斯科召開的中共“六大”決定重新設立中央軍事部，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楊殷任部長，下設軍事委員會及參謀、組織、兵士、特務、交通5科。次年8月楊殷犧牲后，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恩來兼任軍事部部長。1930年2月，中央軍事部與下設的軍事委員會合二為一，改稱中央軍事委員會（簡稱中央軍委），書記周恩來（關向應、李富春先后代理書記），直屬中央政治局。
　　中共“六大”的《軍事工作決議案（草案）》中，把“在軍閥軍隊中的工作”列為軍事工作“目前最嚴重的任務”。根據周恩來的指示，1929年秋，柳直荀作為中央軍事（部）巡視員赴山東煙臺，視察軍運工作，考察膠東軍閥劉珍年部和地下黨活動等情況。10月21日，柳直荀結束考察，離開煙臺回到上海，4天后寫出了《克明對煙臺的巡視報告》向黨中央匯報。
　　報告對煙臺的社會經濟狀況、工農運動發展、黨的發展歷史以及黨的組織建設等情況進行了詳細介紹，對煙臺黨組織的工作給予了肯定，也對其工作作風提出了嚴肅批評。同時，對黨支部生活進行了規范并提出了嚴格要求，對煙臺黨組織下一步的中心工作提出了4點意見。周恩來根據柳直荀的報告，又派胡允恭以中央軍事特派員身份去煙臺，先后建起中共煙臺軍事特支、警察特支和地方特支。其中，設在劉珍年部的軍事特支，利用一切機會開展工作，使黨能在劉部與其所轄地區公開或半公開活動。
　　1929年冬，奉中共中央之命，柳直荀從上海來到武漢，任中央長江局秘書長和中央軍事部巡視員，從而開始了他到湘鄂西革命根據地的戰斗生活。柳直荀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員、候補常委、軍委書記，并出任中共湖北省委書記，在白色恐怖和血色屠殺中挺身而出。
　　在短短半年時間內，柳直荀多次穿過敵人的封鎖線，到洪湖革命根據地巡視工作，傳達黨中央指示，同時把根據地的情況及時匯報給黨中央。為了在路上蒙混敵人，他經常打扮成洋行商人的模樣，把黨的文件混在包裝整齊的紙捆里，有時還對盤問的敵人說上幾句英語。同志們知道了，便開玩笑喊他做“洋人”。不過，當他們與柳直荀接觸和熟悉以后，就又都打心眼里喜歡這位平易近人的“長哥”。
　　快速發展的革命形勢，讓柳直荀興奮不已。賀龍在湘西武陵山區組織武裝起義，開展游擊戰爭，創建了紅四軍。周逸群、段德昌領導開展了以洪湖水網湖區為基地的游擊戰爭，鄂西游擊大隊整編成洪湖游擊總隊，再擴編為中國紅軍獨立第一師（亦稱中央獨立師），段德昌任師長，周逸群任政委，下轄第一、第二兩個縱隊。但是，中共湖北省委奪取武漢等大城市的命令與鄂西特委的鞏固發展方針發生分歧，妨礙了兩個縱隊軍事行動的統一。
　　1930年1月上旬，柳直荀將了解到的情況，到上海向黨中央作了匯報，然后奉命返回湖北，到洪湖革命根據地，傳達中央關于成立紅六軍以及紅四、六軍會師的計劃，參與并指導紅六軍的創建工作。柳直荀以中央軍事部巡視員身份，寫信督令分別活動的紅軍獨立師兩個縱隊盡快到江陵集結，這樣才開始了較大規模的軍事行動。
　　2月5日，第一縱隊、第二縱隊在監利縣汪家橋勝利會師。柳直荀傳達中央指示，宣布中國紅軍獨立第一師升編為中國工農紅軍第六軍。孫德清任軍長（不久孫因病由曠繼勛繼任），周逸群兼任政委，段德昌任副軍長，許光達任參謀長。下轄兩個縱隊，段德昌兼任第一縱隊司令，段玉林任第二縱隊司令。為了加強黨對紅六軍的領導和改進政治工作，柳直荀以中央軍事部巡視員的名義，指示中共鄂西特委改組了原來的前敵委員會，組成新的前委。
　　正是在這洪湖的水網湖區，柳直荀與段德昌這兩位湖南老鄉，在南昌起義后再次見面，彼此感到分外高興。此時的段德昌已在戰火中淬煉成杰出的軍事指揮人才，享有很高威望，被洪湖蘇區軍民譽為“常勝將軍”。柳直荀力薦任紅六軍副軍長的段德昌兼第一縱隊司令，并向中央舉薦他擔任重要職務，力爭段德昌代表紅六軍參加了在上海召開的全國紅軍代表會議。
　　紅六軍成立后，作為中央巡視員的柳直荀就一直隨軍行動。他為建軍后革命形勢的突飛猛進所鼓舞，也對段德昌的軍事指揮才能有了親身感受。在紅六軍“橫掃千軍如卷席”的同時，荊江兩岸各縣的蘇維埃政權也先后建立。
　　4月中旬，鄂西第一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在調弦口（今石首市調關鎮）召開。因鄂西特委副書記兼組織部長萬濤去湘鄂邊未歸，柳直荀受鄂西特委邀請負責主持大會秘書處的工作，與周逸群等一起團結合作，保證了大會的順利進行。大會成立了包括江陵、石首、監利、沔陽（今仙桃市）、潛江在內的鄂西蘇維埃五縣聯縣政府，選舉周逸群為主席、崔琪為副主席。鄂西五縣聯縣政府的成立，標志著洪湖革命根據地完全形成。從此，洪湖蘇區有了統一的行政領導機關，從而開始了蘇區建設的新階段。
　　4月下旬，柳直荀回上海向黨中央匯報工作，很快又返回武漢。然后到洪湖革命根據地，參加創建紅二軍團的工作。他和周逸群一起，派人去湘西與紅四軍聯系，傳達中央軍委和鄂西特委要求他們迅速東下洪湖的指示，這是柳直荀來到洪湖蘇區以后向賀龍發出的第二道“金牌”。7月4日，賀龍率領紅四軍與周逸群、段德昌領導的紅六軍在公安縣城南平勝利會師。7日，兩軍前委召開聯席會議，中央軍委巡視員柳直荀傳達中央指示，兩軍合編為紅二軍團，紅四軍改稱紅二軍，并組成了以周逸群為書記的紅二軍團前敵委員會（柳直荀任委員），賀龍任紅二軍團總指揮。
　　完成了黨中央交給的兩大使命，作為中央軍委巡視員的柳直荀心里感到特別高興和踏實。他根據組織需要留下來，任紅二軍團政治部主任兼紅二軍軍長。從黨中央機關轉入地方部隊工作，這對于柳直荀來說又是一個新的挑戰。他一方面虛心向賀龍、周逸群等請教，另一方面深入基層，下到各個部隊調查研究，努力掌握帶兵的第一手資料，練就政治、軍事方面的過硬本領，參加了消滅反動迷信武裝組織“白極會”的斗爭。
　　由于發展歷史不同、誕生地區不同，紅二軍和紅六軍各有其自身的特點和存在的問題。作為全軍政治工作負責人的柳直荀，堅決貫徹紅二軍團前委關于加強政治工作的各項決定。他親自撰寫并經前委討論和一致通過的《紅二軍團政治工作大綱和實施細則》，成為紅軍時期我軍少有的、比較完整和規范的一份軍隊政治工作綱領性文件。
　　柳直荀深知，政治工作是軍隊工作的生命線。沒有黨的領導，沒有政治工作從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保證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軍隊就沒有生命。他牢牢把握政治工作這條生命線，建立和健全各級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制度，提高官兵政治素質，加強團結教育。他還從工農成分較多的紅六軍精心挑選一批覺悟高、能力強的政工干部，充實到紅二軍。通過大量艱苦細致的工作，新組建的紅二軍團很快便打造成為了一個堅如磐石、朝氣蓬勃的戰斗集體，有力地保證了紅色區域軍事上的勝利。
　　9月上旬，鄧中夏受黨中央派遣擔任中共湘鄂西特委書記兼紅二軍團政委，成為湘鄂西黨和紅軍的最高領導人。同月20日，鄧中夏在周老嘴召開紅二軍團前委軍事會議，傳達中央關于紅二軍團渡江南下配合紅一、三軍團進攻長沙的指示。會議決定執行中央命令，并“先攻監利再渡江”。
　　監利縣城南枕長江，城池堅固，守敵裝備精良，是阻塞洪湖革命根據地南北通路的最大白色據點，紅軍曾兩次攻城未果。9月22日拂曉，紅二軍團在蘇區十萬農軍配合下向縣城發起攻擊。柳直荀與段德昌、許光達等一起，率紅六軍第十七師，從城西后河黃高橋突破敵人防線，用炸藥包轟開城墻，領先沖入城內，同敵人展開巷戰。與此同時，賀龍率部攻進北門，敵人招架不住，且戰且退，退至城南江堤上，背水頑抗。此時，早先打入敵人內部任國民黨軍新編第三師教導團第一營第九連連長的楊嘉瑞，帶領第九連、第十連火線起義，里應外合，監利縣城終被攻克。經過一整天激戰，共殲敵2000余人，繳槍1000余支，取得了紅二軍團成立以來的最大勝利，使鄂西、湘鄂邊和洞庭特區連成一片，大江南北風展紅旗如畫。
　　在攻克監利縣城的戰斗中，楊嘉瑞作出了特殊貢獻。柳直荀與楊嘉瑞早在兩年多前就已認識。他以中共中央特派員身份在河南巡視工作時，經過國民革命軍南路軍副司令鄧寶珊的老鄉和秘書長、中共地下黨員葛霽云引見，與同為地下黨員的楊嘉瑞相識，兩人一見如故，友誼甚篤。當得知楊嘉瑞已打入敵人內部隨部隊駐防監利時，柳直荀向賀龍獻上了里應外合之計，并派中共監利縣委委員張孝貴喬裝成“送祝米”的少女與楊嘉瑞聯系，終于取得成功。
　　戰斗勝利后，柳直荀來到江堤上看望起義官兵，一見面就說：“我代表賀龍同志來問候你們，你們的路線很對！”老朋友相會，柳直荀與楊嘉瑞緊緊擁抱。他還找楊嘉瑞談話，派他到紅六軍第十七師第四十九團第二營去當營長，并征求如何安排使用起義軍官的意見，兩個連的士兵都愿留下來加入紅軍。
　　9月24日，中共鄂西特委和紅二軍團前委在監利縣城方松泰商號召開聯席會議，決定把中共鄂西特委和鄂西五縣聯縣政府相應地擴大為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聯縣政府，首腦機關設監利。因曠繼勛調中央工作，確定段德昌任紅六軍軍長，柳直荀兼任政委和政治部主任。這兩位老朋友終于又在一起合作共事，并肩戰斗。
　　隨后，中共湘鄂西特委第一次緊急會議和湘鄂西第二次工農兵貧民代表大會相繼在監利縣城召開，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蘇維埃聯縣政府宣告成立，標志著以監利為中心的湘鄂西革命根據地正式形成。它與鄂豫皖、湘鄂贛革命根據地互為犄角，成為土地革命戰爭時期的重要根據地。
　　為加緊對部隊和地方干部進行政治教育和軍事訓練，紅二軍團在洪湖軍校舉辦了軍政干部訓練班。柳直荀不僅親自給學員授課，還利用古體詞牌《江城子》推陳出新，為訓練班寫了一首《紅軍跑步歌》：“共產光明好主義，打土豪，均田地。男女平等，同唱幸福曲。有志青年快起來，向黑暗，猛攻擊！  同志切莫再遲疑，不貪生，死何懼？沖鋒在前，一定得勝利。洪水滔天路漫漫，灑熱血，染紅旗！”這首歌節奏明快，氣勢磅礴，被革命者稱為“中國的《馬賽曲》”。
　　10月中旬，紅二軍團渡江南下后，雖在初期取得了一些勝利，但在強攻湖南津市、澧縣時就遭受挫折。賀龍、段德昌等人要求撤回洪湖革命根據地的正確意見遭到鄧中夏否決，段德昌還被免去紅六軍軍長職務。在松滋楊林市的戰斗中，紅二軍團再次陷入敵軍重圍，損失慘重，不得不于12月24日向湘鄂邊轉移。由于湘鄂邊地區人力、物力均甚缺乏，根據地人民雖盡全力支援紅軍，但仍不能滿足部隊需要，加之連續戰斗，得不到及時休整和補充，部隊由3萬多人銳減至1萬余人，處境十分艱難。
　　1931年2月21日，部隊轉往長陽枝柘坪（今長陽土家族自治縣漁峽口鎮枝柘坪村），準備在此駐扎一個月，一面休整，一面派部隊四出解決給養問題。在這期間，紅六軍政委柳直荀和下屬第十七師師長許光達一起，率領一支籌糧部隊，進至松滋、公安一帶，擬趁機返回洪湖蘇區。這次行動雖未達到目的，卻起到了牽制敵人的作用。
　　正在這時，以王明為首的“28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的夏曦以“欽差大臣”的身份來到洪湖蘇區， 3月27日在監利橋市成立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自任書記。根據夏曦的指令，紅二軍團在枝柘坪縮編為紅三軍，賀龍任軍長，柳直荀任政治部主任。原紅二、六軍分別改編為紅七、八師，并選出鄧中夏、賀龍、柳直荀等7人組成紅三軍前委。
　　為了保證革命戰爭的勝利，利用黨的政治工作教育和發動群眾，柳直荀領導的紅三軍政治部制定和下發了《中國工農紅軍的任務和紀律》，指出：“紅軍的任務就是為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政權而戰斗，為了土地歸農民而戰爭?！蓖瑫r規定了紅軍的十條紀律。柳直荀領導各級政工干部廣泛散發和宣傳，對提高部隊的政治素質，加強紅軍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起到了重要作用。